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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亚三国如何跨越"中等收入陷阱":收入翻倍城乡同富

【发表时间:2019-09-08 08:41:40 来源:】

 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综述:收入翻倍,城乡同富,人力投资——看东亚三国如何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  新华社记者张代蕾

  一国经济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,发展道路不同,所需时间不同,但跨越过程中的经济规律通常有相似之处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,从日本、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来看,这些东亚国家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了一个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,形成了“橄榄型社会”。

  回顾这三国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,不难发现,它们的成功之道各有侧重和亮点,但都脱离不开同样的轨道:通过经济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来提升群体收入,同时靠人力资本、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。

  日本:“异想天开”计划造就“一亿总中流”

  1960年12月,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实施一项名为“国民收入倍增”的新经济计划时,几乎没人支持。当时,日本的生产水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水平,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,因此最雄心勃勃的预测也只是将经济年增长率设定为6.5%。

  然而,池田勇人提出的新计划却把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为11%,国民收入翻一番。如此积极、大胆的计划,难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异想天开。

  池田勇人的智囊、经济学家下村治认为,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,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的需求,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不是梦。从1961年开始,日本政府开始实施这个大胆计划。农业上,通过农地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效率,增加农民收入;工业方面,出台减税和降息措施,开放外贸,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,建立大小企业分工与合作体系,缩小工资差距。在政策扶持下,日本企业加大投资,加快技术革新。此外,日本政府先后三次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,力图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。

  伴随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,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短6年内就实现了当初预想,完成倍增;而人均收入的倍增目标也在1967年得以实现。

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,既拉动了内需消费,还使社会财富得以合理分配,中等收入阶层明显增多,促成了所谓“一亿总中流”的日本中产阶层,开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,助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 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全毅认为,从日本培植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,“奇迹”背后主要还是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充分就业。其中,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,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收入分配制度,促进劳动者收入得以普遍提高。

  韩国:“新村运动”促城乡收入看齐

  上世纪70年代前,韩国城乡差距十分明显。在全国250万户农户中,大约80%住草屋、点油灯,半数农村不通路,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0多美元;到上世纪70年代末,韩国实现了农村地区村村通路通电,家家用上自来水,人均年收入达到700美元,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基本持平。带来这些天翻地覆巨变的,是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1970年发起的“新村运动”。

  当时,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取得进展,但农业发展严重失衡。“新村运动”旨在“通过村庄建设项目,开发农民生活伦理,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发展”。运动初期,韩国政府出资,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,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建设,改善生活条件;随后,韩国政府筛选出“样板村”,鼓励和带动全国农民勤劳致富;到后期,农村旧貌换新颜,农民尝到甜头,运动逐渐演变为农民自发主导。

  10年间,韩国农民收入接近甚至反超城市居民,城乡收入差距缩小。然而,“新村运动”的意义远不局限于人均收入的数字。从长远看,它缩小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、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,有利于全面提高生活水平,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;从城乡关系看,农村收入增加,避免了短时间内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的“城市病”,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。韩国的城镇化率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70%以上,农村人口比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80%下降到不足10%,中产阶层和城市人口成为韩国社会主体。

  专家认为,韩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走的是一条包容发展之路。除了“新村运动”,韩国政府在税收改革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也注重照顾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,减少绝对贫困,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,同时保障中等收入群体不再跌回低收入陷阱。

  新加坡:“人才工程”助力实现跨越

  上世纪80年代,为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,新加坡经济开始经历发展转型和调整。与此同时,“人才工程”成为这个“地少人稀”经济体发展转型的核心内容。

  新加坡政府把教育看作对国民的一种投资,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。数据显示,教育经费在新加坡国家年度预算中的比例最低时也有12%,最高时达到35%以上,教育投资仅次于国防。

  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途径,新加坡重点培养各种科学家、工程师和专门人才;同时,各式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得到重视,包括延续教育、特别教育和技能训练等多元化教育形式。

  10多年间,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体现。1990年到2003年间,教育为新加坡经济增长贡献了0.8个百分点,高出东亚地区平均水平0.3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,在东亚地区经济增速回落、普遍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之时,教育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不断提高。

 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专家高文书认为,以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人力资本培育,也是扩大就业、提高劳动力报酬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手段。正因如此,“人才工程”提高了劳动力素质,使非熟练劳动力成长为熟练劳动者,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得以上升,促进了新加坡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。

  世界银行报告也指出,大多数国家60%以上的社会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,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技能形成,是日、韩、新等东亚国家得以快速发展、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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